收回领事裁判权

　　在日本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收回领事裁判权。

　　何如璋到日本时，正值台湾劫杀琉球渔民事件发生后不久。日本以这一事件为发端，冒称琉球系其属国，策划征伐台湾，清廷为求息事，赔以军费计白银50万两。日本执政者越发得逞，议废除居留华民旧规，取消横滨，神户和长崎的领事裁判权。何如璋到任后，援引国际公约，与日方反复交涉，终于达成协议，除在东京设公使馆外，在横滨、神户、长崎三城市设领事馆，并收回领事裁判权。此举使侨胞的生命财产得到合法保障，使侨胞备受歧视凌辱的状况得到很大改善，至今日本华侨对何如璋仍深怀敬意，对何如璋据理力争收回领事裁判权津津乐道。

　　何如璋上奏处理琉球问题

　　第二件大事是上奏处理琉球问题。

　　琉球明初时起即是中国属国，此后，琉球王代代受封于中国，每年均向中国朝贡。日本自明治天皇亲政后，即阻止琉球向清廷纳贡，企图并吞琉球。何如璋对此采取积极态度，屡屡向清廷建议以斗争求得和平，及时阻止日本侵略扩张计划的实施。他在呈送清廷的奏折中说：“日人志在灭球，以阻贡发端，臣与日本当局论理数月，彼一味恃蛮，置之不答，甚至发令琉球改县，其轻视我国无理已极，义难坐视，今乘其国势未定，兵力未足，急与争衡，犹尚可及。若为息事，隐忍迁就，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必掠朝鲜。虽让一琉球，未见其果能息事也。为今之计：上者，一面抗议，—面出兵舰责贡于球，以示日人，我之必争，彼将气慑，而球可全；其次，约球抗日，日若攻球，我出师相助，日将力屈，而球可全；又次，则援公法，请求各国公使评判，自古无许灭人国之公法，日孤理屈，球亦可全。三者择一而行，其效果虽然不同，决不至无效，即使无效，亦不过弃一琉球，决不至开边衅；即使寻衅，亦可罢斥使臣。仍不能解，是彼蓄意寻隙，益知非让一球所能息事，何为先自示弱，举附庸之土地和人民以资敌耶？”

　　又致书李鸿章说：“阻贡不巳，必灭琉球；琉球既灭，次及朝鲜。否则，以我所难行，日事要求。听之乎、何以为国? 拒之乎，是让一琉球，边衅究不能免。……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是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纾，今日弃之患更深也。口舌相从，恐无了局。然无论作何结局，较之今日隐忍不言，犹为彼善于此。”

　　然而，何如璋的远见卓识却得不到清廷的支持。结果，在何如璋任满回国后，终因清政府的软弱无能，日本将琉球国吞并，改为日本冲绳县。此后，日本竟又得寸进尺，于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中国大败，朝鲜、台湾、澎湖列岛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何如璋当年向李鸿章和清总署的报告中说的“琉球既灭，行及朝鲜”和“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而不可得”的预言皆为事实。

　　何如璋上奏中外通商贸易问题

　　第三件大事是上奏中外通商贸易问题。

　　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以炮舰打开我国门户，西洋货汹涌而来；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亦欲步西方列强后尘，向我国市场大量倾销其东洋货。何如璋对此有深切了解，他向清廷上《奏陈务请力筹抵制疏》，指出当时中外通商存在的症结问题，竭力反对违背互利原则损害我国利益的不平等贸易：

　　“查中外结约通商，其始不过五口，继增至十九口，而假借游历通商一语，因之内地亦复通商……三十年中巧取横侵，愈推愈广，流弊日巨，受害滋深。”

　　“近年进口日多，势成偏重，徒以彼无用之货，易吾有用之金，其弊一也”；“中土无，则利民而广交易，虽耗损资财，尚不至夺吾本然之利，乃查进口之货，皆不异中土之产，外产日盛，则内产不得不衰，听其销流日广，则吾之生路日穷，其弊二也”；“然苟征课操之自我，则设法限轮，尚可杜喧宾夺主之嫌，乃内地商货苛捐什税名目繁多，外商则租界免厘捐，内地只制半税，且皆纠合公司，本巨势强，以垄断之心，行兼并之术，又假吾优待之条，以恣其劫夺，遂令坐贾行商，纷纷败北，其弊三也”；“查欧美通商，凡外国商船不准贸易内港，今则内江外海，皆任洋舶往来，不特运销外产，而且揽载土货，即此载运一款，坐困者当不止数十万家，其弊四也”；“自通市以来，各省税关以亏额告者多矣，洋布一宗岁值三千余万，洋布多则土布必少，其弊五也”；“今管理外商，悉由领事，租界一隅，几同化外，恃强相抗，有司畏懦，隐忍容之，其弊六也”；“今海关税额必与西人议定后而后行，既非平交之道，我仅值百而征其五，此实为天下最轻之税，外商意尤未餍求，贪肆纵横，不尽取中土菁华不止，其弊七也”。

　　接着，他对日方要求与我内地通商一事，作《内地通商利害议》：

　　“日本与我国立约在西人之后，其修好之初，意在联近交……而近年来，日人精神所注，乃专在内地通商，欲博取中土之财，以稍补西邻之失……如璋随时究察月本之求通内地，屡与西人一体均沾为言，而我国对日人实有不能强同者盖有不宜轻许者五，有贻害极大者四。”

　　“查日本出口货皆不异中土之产，一也”；此邦密迩近邻，取径捷而运费轻，若任其直输内地，则内地物产销路日穷，民生将日困，二也”；“日货一经输入内地则彼省厘捐，品类虽同而价值顿异，内地商人必至于败折，三也”；“外产多，则内产减，税厘之入亦日微，是弊并于国计，四也”；“西人远隔重洋，虽互市久通，流寓尚少，今日本地近民贫，内地之禁一开，无论矣，五也”。

　　何如璋在《内地通商利害议》中还陈述：中日贸易，每年巳入超200余万两，若再准其享有低税率和内地通商的优待，势必大量倾销日货，年入超将增至1000余万两，后果不堪设想。

　　清政府终于接纳了何如璋的建议，拒绝了日本到我国内地通商的要求。

　　何如璋深入考察日本国情

　　第四件大事是深入考察日本国情。

　　何如璋在出使期间，积极致力于考察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所起的深刻变化，确认欲自强必须效法日本。他所撰写的《使东述略》，对日本“三权分立制”作了详细介绍，并热情鼓励他的助手黄遵宪撰写《日本国志》。这两部书在中国知识界曾引起强烈反响，康有为的“戊戌变法”即从这些此书中得到不少启示。

　　清光绪八年，(1882)何如璋任满归国。次年，出任福建船政大臣。马江中法战争中国战败后，何如璋受到牵连，被贬戍张家口，在戍三年。光绪十四年（1888年），主讲潮州韩山书院。光绪十七年九月（1888年），病逝于韩山书院，时年54岁。

　　何如璋于咸丰十一年（1861）中举，同治七年（1868）中进士，并被选为庶吉士，散馆后授职翰林院编修。

　　其时适值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有一部分人主张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军事和科学技术，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历史上称这一部分人洋务派，奕欣、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何如璋早年喜欢学习桐城古文，后来感到学习古文不能满足于时世变化的需要，转而潜心时务，常往返天津、上海之间，与中外人士商谈，向各国传教士询问西方国情政务等。进入翰林院后，对外事愈发留心，知识愈加丰富，成为通晓洋务的佼佼者，并得到李鸿章的赏识。李鸿章曾对人评价道：“不图翰林馆中亦有通晓洋务者也。”

　　光绪三年（1877年），何如璋得李鸿章推荐，晋升为翰林院侍讲，加二品顶戴，充出使日本大臣，成为中国首任驻日公使，时年39岁。

　　何如璋的青年时代，正是鸦片战争之后，当时列强虎视眈眈，都想侵吞中国。因此常常借故挑起事端，寻找侵略的借口。而此时的一般读书人大都以个人名利为重，沉迷于科举、应试之中。当时，一些有爱国心的官僚，开始提倡“洋务”，旨在“师夷制夷”。何如璋虽素学古文，但认为国事危急，兴办“洋务”为当务之急。他经常与中外人士交往，探求治世之方。重臣李鸿章欣赏何如璋通晓洋务，遂与枢密大臣沈桂芬竭力保荐何如璋出使日本。

　　驻日期间，何如璋十分关心数干旅日侨胞的利益，积极要求增设领事。初，日本国不同意，他就据国际公法力争，终于取得在横滨、神户、长畸三个地方增设了领事馆。从此，更多的旅日侨胞有了本国政府撑腰，一改过去被歧视、受凌辱的地位，侨胞莫不感恩戴德。

　　日本于明治维新之后，便竭力阻止琉球向中国进贡，企图并吞琉球，不过这时的日本国力尚弱，不敢公开挑畔，何如璋深刻地分析了情况，决定向日本据理力争。光绪四年(1878)，他多次上书李鸿章：“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听之，何以为国?拒之，是争一琉球，边衅究不能免……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而不可得。是为台湾计，今日之患犹纾，今日弃之，患更深也。”可是，卖国求安的李鸿章却指责他：“琉球朝贡，本无大利，若以武力相争，争小国区区之贡，非惟无暇，且亦无谓。”并斥他“出好兴戎，可以殷鉴”。清总署沈桂芬也嘱密友以私书相劝：“富贵可坐致，慎勿多事。”但有强烈爱国意识、品性刚直的何如璋，却不听李鸿章意见，依旧据理力争，以致不容于李鸿章，被调回国。从此，琉球便被日本所据，改为冲绳县。何如璋得以出使日本，是赖李鸿章保荐之力，但在对待琉球的问题上，何如璋却不因恩师之故而逢迎迁就，何如璋之为人处事，于此可见一斑了。

　　何如璋对当时关税不能自主，洋货充斥，金银大量外流，国势因而日弱，深感痛心，便向朝廷上《奏陈务请力筹抵制疏》，阐明“涓涓不塞，将成江河，迨至势穷害极，强邻益逼，上无可筹之饷，下无可练之兵，反悔奚复及乎?”不久，日本要求与我内地通商，他又向清廷上《内地通商利害议》，说日本是要攫取中国的资财，以补偿与西欧列强贸易的损失。日货都是中国有的，两国相邻，运输途短，成本自低，若准其与西欧各国同享低关税和在内地通商的优待，日货势必大量倾销，中日贸易本已入超两百余万两，若再许其直输内地，入超将增至一千余万。对此严重情况，何如璋焦急万分，便奏请不准日本到我国内地通商的要求，朝廷终于接纳了他的意见。

　　何如璋使日期间，看到日、俄两国对我国邻邦朝鲜的觊觎，便向清总署上《主持朝鲜外交议》，提出对加强控制朝鲜的三项策略。当年山西闹大饥荒，数百万居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看到这种情况，何如璋心急如焚，上书李鸿章，请移饥民十余万至东三省，以充实边防。日本明治维新后政治、经济方面所产生的变化，给何如璋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就要效法日本的维新，只有这样才能抵制列强。他不仅极力推荐同乡黄遵宪，同赴日工作，并积极鼓励黄遵宪撰写《日本国志》。该书对后来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有很大的影响。

　　何如璋使日4年，对日本统治阶层的侵略本性作了一些必要的揭露，而对广大的日本人民，则始终坚持睦邻友好。日本朝野名士对他都十分推崇，经常与他和诗、笔谈或请他写条幅、扇子作为珍玩。他为祖国争公理、抗强权、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又能坚持睦邻友好，不负国家期望，在清末的几位驻外使节中，何如璋是出色的外交家。他在使日期间，身居异国，对祖国发生的事，总是十分关切，遇到外人有不利祖国的举动，他总要上书直陈己见。他针对日本侵占琉球野心的上书“琉球既灭，行及朝鲜。”十余年后，果生甲午之祸，这不但可见何如璋的爱国之心，也可以看出他的远见卓识。

　　何如璋归国后，于光绪九年(1883)九月，出任福建船政大臣，主管马尾造船厂。这是一个既无经费又无人才的单位，尽管何如璋多次建议，也无法改变清海军落后的状况。

　　光绪十年(1884)，法舰发动突然袭击马尾前二月，何如璋已看到问题的严重，曾经两次向清廷上奏《法船聚泊马江应亟调兵船赴援协防折》和《法船聚泊马江请调南北洋兵轮以相牵制折》，提出“应集中兵力，先发制人，后发即为人制”的战略，和“清旨饬下南北洋大臣，迅派各快船，克期赴闽，以助支援……”等建议。但清廷掌实权的慈禧，只知求和，对何如璋奏折不接受，以致马尾船厂遭法舰的突然袭击而手足无措，以惨败告终。何如璋因受牵连，遭革职。清廷为了推卸其罪责，曾派左宗棠“饬查马江失事一案事各员”。经左宗棠认真查实后，认为对何如璋的处理应该“既经革职，可否邀恩免议”。结果，朝廷还是将他贬戍军台三年。在戍期间，他著有《管子释疑》36卷。军台放还后，他退出官场，受聘韩山书院讲席。光绪十七年(1891)，病卒于韩山书院。终年54岁。

　　何如璋公私分明，严于律己，主马尾船政期间，不少子侄致函给他，要求谋职，何如璋都婉言劝止。他担任福建船政大臣时，给父母的信中说：“船政系办公之地，亦无督办到署，即行任用本家亲戚，迹涉营私之事。……转致各本家亲戚，不宜冒昧前来，彼此岂无趣味也。”(见何如璋光绪九年(1883)十一月二十九日致双亲书)。何如璋极重友情，驻日期间，与日人得能良介相交频深，良介将外甥樽原陈政托何如璋教养，何如璋不负友人所托，任满后还把樽原陈政带回中国，樽原陈政长大后，任日本驻北京使馆参赞，闻何如璋卒，千里迢迢到何如璋老家，拜谒何如璋夫人，还到何如璋坟上致吊，涕泪交流，还雕了两只石狮子，安放在何如璋墓前，以答谢何如璋教育之恩。

　　何如璋著有《使东述略》、《使东杂咏》、《使日函牍》、《管子析疑》36卷和《塞上秋怀》、《袖海楼诗钞》等诗文。